吴乐斌：高山仰止 大爱无疆

8月17日晚上十点多钟，我接到了周光召院长身边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周院长老人家刚才走了。我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但不知道是哪一天，更不知道会是此时此刻。黑夜里，我独自坐在书房看着听着窗外下着的雨，天空还不时传来低沉的雷声。我朝着北京医院的方向，默默地对周院长说：“天公雨作泪，我辈泪如雨，我们不舍得您离去，但我们都在为您送行，您在回天堂的路上慢些走！”。

我荣幸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近距离地跟随在他身边。于我而言，他是我的恩师、长辈、领导。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第四任院长周光召先生是中国科技界深受大家尊敬和爱戴的宗师、大家。众所周知，他是物理学界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是中国科技界少有的两次获自然科学一等奖、两次获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科学家，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他带领中国科学院走出了困境，在社会动荡的关键时候他爱护了中国科学院一大批科学家，在国家亟需人才的节点他发现、培养、举荐了一大批科学家走上了国家的重要岗位。

1990年初春，中国科学院在无锡召开了发展战略研讨会，时任院长周光召主持了会议，参会的人数不多，受邀的都是学术水平高、有思想、有影响且在管理岗位上的大科学家，包括蒋新松、张存浩、惠永正、杨福家、杨雄里等。会议由科技政策局战略远景处具体承办，我作为会务人员全程参加了会议。光召院长在会议开场时以他固有的平静语气和缓慢的语速说道，我们要为时代把脉，为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出谋划策，参会的所有人员，包括会务人员都可以发言，人人平等，在会上畅所欲言，但会后谁也不能擅自把讨论内容带出会外。我被他寓雄奇于平淡的话语狠狠地冲击着，思绪潮涌。会议当中我陪他去洗手间，我告诉他我对他的话有很多想法，他鼓励我发言。会议开了二整天，与会的大科学家们发言踊跃，我大饱眼福耳福。会议结束后，大家到太湖岸边的鼋头渚散步。光召院长特地走到我身边，问我：“你不是想发言吗？怎么没有听到你发言”。直到这之前，可以肯定光召院长不知道我是谁，最多知道我是科技政策局新来的年轻人。我回答他：“我人微言轻，在会上不敢发言”。他说：“现在，会议结束了，我让你发言，说来听听”。既然如此，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我真的就忘了他是谁，我们边登山边讨论，还不时激烈地争论。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参会的局长在旁边批评我：“小孩子怎么不懂事，没有礼貌”。光召院长说：“你们别掺和了，都往前走吧，我和年轻人讨论问题”。我顶头上司，时任中科院科技政策局局长张云刚和战略远景处处长郭传杰他们在场，他们很开明，任由我和光召院长一路上山和下山没大没小、无拘无束地讨论、争论。走到湖边准备登上游船时，光召院长特地到路边一个货摊上买了一包零食，对我说：“这是对你的奖励”。我对院长说：“我言犹未尽，回北京后我可以继续向您像今天这样汇报吗？”。我看到院长脸上露出慈祥而轻松的笑容，说道：“可以，你随时可以来我办公室，你也可以写出来”。

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下，我把在鼋头渚讨论的一个主题写成了一篇论文《论边缘效应》，我把手稿交给他，他看后对我作了表扬，还进行了讨论。后来我将这篇文章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方福德教授联合署名发表于1996年3月1日出版的《医学与哲学》刊物上。另一

个主题，我花了十年时间写成了一本专著《人类社会发展二动力论》，此书在香港出版发行，这是后话。

自从鼋头渚对话后，院长与我逐步熟悉了，我经常用他给我的“可以随时去他办公室的特权”在下班后去他的办公室，我们俩海阔天空，自由漫谈，有几次天黑了，我们忘记了开灯，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进门了我们才知道了时间。有时候，他也会主动找我讨论一些问题。有一次，他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找我，恰巧我不在，我同事放下电话后在楼道喊“吴乐斌，周院长找你！”，这一喊，可惊动了不少人。科技政策局当时集聚了好几位老资格的局级领导，她们一听真跌破了眼镜，政策局虽然直接由周院长分管，但周院长也不可能直接找一个年轻的处员。她们正在嘀咕时光

召院长从走廊里走来，叫上我一起去了他的办公室。

在1991年6月中科院科技政策局战略远景处组织的“纳米科技青年科学家研讨会”上，光召院长倡议成立青年科学家创新联谊会（后改名为青年创新联合会，是中国科学院青联的前身），他说，青年时期是人创新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而科技创新充满艰难，需要志同道合的青年科学家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相互支持，联合起来克服困难，青年创新联谊会将作为他联系青年科学家的重要捷径。我作为青年创新联谊会的秘书长，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年轻科学家的赤诚关爱和精心呵护。创新联谊会成立时只有十几人，后来发展到200多人，主要由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年轻学术带头人组成，后来扩展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当时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了两院院士，也有不少人走上了省部长岗位，如，当时的青年创新联谊会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白春礼，学术委员会委员冯长根、马颂德、马志明、李静海、陈肇雄、袁亚湘、郭雷、张泽、李国杰、陈霖等。创新联谊会每月举行例会，每月第一个周五的晚上，开始时在中关村外专公寓，后来在中科大厦，由当月的轮值理事主持一个专题研讨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年度学术会议，年底举行一次新年联谊暨工作总结会议。光召院长每年一定会全程参加年度的学术会议和新春联谊会，他很专心很细心地听每一个青年科学家的报告，他一坐就是一整天，有时是连续三天，而且会作重要讲话，会议休息时还会找年轻人个别交谈。平日里，他有时会主动问我或我主动汇报有些青年科学家的情况。他成了青年科学家的贴心人，在这一时期，光召院长提出了“百人计划”，提出了学术带头人“帅才”、“将才”的概念。他亲历亲为推动科技界人才跨世纪转移，安排中国科学院一批青年科学家走上研究所所长等重要的管理岗位。他特别关心优秀青年科学家的科研、工作、生活情况。一次，我特别高兴地向他报告，青年创新联谊会中的许多人获得了年度“全国优秀青年科学家奖”，他听后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高兴，反而说道：“你不要说那些虚的，给我说说你们哪些人科研取得了什么实质性进展或做出了什么实际贡献”。比如，当他获悉陈肇雄机器翻译取得重要突破、李静海与马志明合作的“颗粒流体复杂系统的多尺度模型”取得重要进展时表示了高兴和赞许。同样，当他知道一些青年科学家的工作受阻时，他会陷入深沉的思考。光召院长也很关心青年科学家的待遇和生活。一次聊天时他说，年轻科学家自己对生活待遇可以不讲究，能耐受清贫的生活，但是，他的家人，特别是孩子怎么办，如果别人家的孩子坐豪车上学校，而你骑车送孩子上学校，孩子会攀比，家人会有压力。

光召院长在许多人的眼里是一位严肃、严格、严谨的科学家，他的表情经常处在“不怒自威”或深度思考的状态。他不拘小节，不重礼仪，不善应酬，因此，许多人对他有“距离感”。但在我跟随他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了他内在深厚、淳朴的大爱。有一次聊天时他说，他原本是做理论物理学研究的，而且较早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物理研究所学习时，钱三强先生找他谈了一个晚上，这一次谈话改变了他一生。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他的选择。他毅然而然地决定回国，放下自己原来感兴趣的理论物理研究而参加到“两弹一星”的工作中去。1992年的夏天，我临时作为他的秘书陪他去上海和合肥出差。在上海住在上海分院的好望角酒店，我住在他隔壁，第二天早上我去请他吃早饭，发现他一大早就自己出去散步，已经吃完早饭了。他说，你们年轻人贪睡，让你多睡一会儿。第二天，晚上睡觉前，我找了一根线，拴住他的门把，连着我房间桌子上的闹钟，这样的话，他出门我就能立即知道。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守在那，怎么也不见动静。我忍不住上他房间去问他，他说当天要到现场调研，要走不少路，他要尽量做到每天运动量平衡，所以，他这天早上不散步了。我计划跟不上他变化。有一天，晚饭后他告诉我让我陪他步行上他姐姐家做客，我见到了著名生化学家周光宇教授。做客出门时，周光宇教授送了我们一些水果，我们回到酒店，光召院长饶有兴趣地和我一起对荔枝进行挑选，切西瓜时他端详良久，要确保切分的对称性，然后他告诉我如何将分好的水果送给一起出差的其他人。我们到中科院合肥分院调研，住在董埔岛上，一天下午有点闲暇时间，我提议去钓鱼，光召院长和我钓鱼都很外行，好不容易有一条大鱼上钩了，我们和鱼“拔河”一段时间后钓鱼线断了，鱼带着鱼钩和线跑了。我们往回走的路上，院长一路上说，那条鱼带着鱼钩和线跑了，该有多痛苦啊。

有一次出差，有点空闲时间我陪同他去书店看看，他挑选和购买了几本弹钢琴的书，我问他怎么对音乐感兴趣了，他说是给外孙女买的。他说，他这一辈子很对不起家人，当年从事“两弹”研究工作，很少与家人在一起也很少关心家人。我理解，他在努力作“补偿”。

我在他身边工作时，他也经常关心我个人情况和家庭生活。我单身时，他曾托人帮我找对象，我结婚时他特地送了他访问台湾时带回来的一套茶具，并亲笔题赠“白头偕老”。他经常鼓励我教导我，他说，年轻人要成功，必须正派和勤奋。

2011年11月15日，他在科技部召开的“973”会议上讲话时突发脑溢血倒下了，当天做了第一次手术，第二天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当我知道第二次手术的风险很高时，我独自在卧室失声痛哭，我孩子问我什么情况时我说，“周爷爷可能要走了”。手术后，我多次探望他，早些年，我与他握手时我能感到手感、表情与内心能互动，再后来，我感到，他在渐渐远去，他就像坐在一辆驶向远方的列车上，他的身影在逐渐模糊，但他的音容笑貌长久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永远地留在我的心里。

哀哉！一代宗师就此永别！

哀哉！人间再无周院长！

哀哉！谨以此文呈上我无尽的哀思！

敬爱的光召院长，祝您在回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